·  “文学即人学，要写出共同的人性来”，这才是最高的文学。这是残雪的出发点。但她痛斥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”：作家在作品中以老百姓的身份来写作就够了吗？为何她非得通过鄙夷底层人视角的写作，来彰显自己“人性”追求的高贵呢？这般鄙夷与仇视，又从何谈起“文学本身是可以交流的”呢？

    ·  提出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”是作家莫言，他认为：作家要避免以精神贵族自居，把自己看成高于老百姓的人，而要把自己当成其中一员，共悲欢。当个人的精神痛苦与时代精神痛苦一致时，才会产生同时具有社会和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。

    ·  一种是做“神仙”的贵族文学观，一种是做“凡人”的平民文学观，“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”，本是并行不悖，理应也是可以“交流”的。但当前者去讨伐后者，而且还以“我们”的名义时，则显得很不适当。 毕竟，大多数人是凡人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“神仙”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“神仙”。

    7月26日，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载了当代作家残雪《文学本身是可以交流的》一文，痛斥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”：作家在作品中以老百姓的身份来写作就够了吗？

    在她看来，“这个标准实在是太低、太不像话了，说出这种话的人是对汉民族传统文学抱残守缺的结果。”

    我不明白残雪老师为何如此激动。把文章琢磨了几遍，才明白，她对作家做秀式的“下层关怀”相当不满，对作家玩弄西方技巧相当不满。

    这都没有错。我只是在想：在当代众多作家中，偏执于西方诗学精神、一头栽倒在语言的牢笼里，至今还没出来的，恐怕残雪老师也得算一个吧。

    当无数评论家把她当成是“中国的卡夫卡”时，她坚持得有理。

     试想想，如今有几个读者，无论专业的还是普通的，能读懂她的东西？

    当然，这也不是主要问题，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美学追求，无可厚非。残雪老师也说了，“文学的标准便是作品在人性挖掘方面取得的成绩”，不以在短时期内获得的读者的数量来衡量。

      然而，为何非得通过鄙夷底层人视角的写作，来彰显自己“人性”追求的高贵呢？这般鄙夷与仇视，又从何谈起“文学本身是可以交流的”呢？

    “文学即人学，要写出共同的人性来”，这才是最高的文学。这是残雪的出发点。

    喜欢鲁迅的残雪老师，想必知道这一命题早被批判过：“倘若以表现最普遍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，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――营养，呼吁，运动，生殖――的文学，表现出生物性的文学则必当更在其上。”

    列夫·托尔斯泰们“同情下层民众，但不足以说明文学的无阶级性”，比如，他肯定不会去抗争。

    就当前的文学状况来说，我想，最缺的恐怕不是“人性论”：从一个坏人身上，没找出一点好来，那是不“人性”的；农民工晚上想着孩子的学费，而不是想女人，那是不“人性”的；天黑了，农民除了和老婆睡觉还有别的事可干，那是不“人性”的。

    做文学也是如此。一天不谈卡夫卡、昆德拉、卡尔维诺，那肯定是不深邃的，是低级的，是不“人性”的。

    人性人性，人是没了，只剩下性。这片土地上多数人的心灵挣扎变迁没了，只剩下与性快感类似的虚假贵族优越感。

    人性从来都是具体的，而不是抽象的，人性从来也不是文学的全部。

    化用鲁迅的话：穷人绝无买股票折本的懊恼，房产大亨哪会知道蜗居北京地下室里的务工者的艰辛，长年累月在工厂劳作的女工，大约也想象不出咖啡馆里清谈的同龄女孩的爱情。

    “咀嚼着自己的一点小悲欢，而且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”。

    在一些作家看来，文学都是上层人的事情，是贵族的后花园，是人迹罕至的“山上的小屋”。至于“贱民”的歌唱，或者以“贱民”的身份歌唱，都是不文学的，至少是难成为最高级的文学的。

    提出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”是作家莫言，他认为：作家要避免以精神贵族自居，把自己看成高于老百姓的人，而要把自己当成其中一员，共悲欢。当个人的精神痛苦与时代精神痛苦一致时，才会产生同时具有社会和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。

    “作家只是一种职业，不能成为精神贵族。”他说，他只是山东高密的农民，把家乡小米高粱土豆什么的拿来京城卖，发现城里人很喜欢，于是就不停地来卖了。

    这是莫言的文学观。
 
　   一种是做“神仙”的贵族文学观，一种是做“凡人”的平民文学观，“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”，本是并行不悖，理应也是可以“交流”的。但当前者去讨伐后者，而且还以“我们”的名义时，则显得很不适当。

    毕竟，大多数人是凡人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“神仙”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“神仙”。

    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可能也不是“神仙”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更何况是个独善其身的“神仙”？

  　（来源：人民日报文化版　吕绍刚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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